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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茂战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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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学历,现任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常委。先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,管理学博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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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“三农”瓶颈是现代化的关键棋局  

2009-10-17 17:35:18|  分类: 财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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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“三农”瓶颈是现代化的关键棋局

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的破题之举,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幕。但是,这种变土地规模经营为一家一户小农经营的制度调整,本质上是对大生产的反动、对规模经济的反动、对现代农业的反动,农村生产力的释放只能产生短期效果,从1986年开始直到今天,中央政府可谓使出浑身解数,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始终没有得到扼制。我国经济发展各项政策选择中,最迫切、最有效的是突破农村发展瓶颈,有什么还能比通过促使占总人口54%乡村人口致富更能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?走出这个瓶颈,中国发展这个棋局将满盘皆活。

1.需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,通过改革否定改革,这是突破“三农”发展瓶颈的前提。我国改革发端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,这种通过“包死上缴基数、剩余归农户自己”的产权制度安排,极大激发了农民这一最基本生产力要素的活力,促进了农村经济大发展、农民收入大提高。然而,这种变集体和规模经营为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制度转型,违背了规模经济规律,违背了大生产规律,是特殊生产力水平上、特定约束条件下应急政策措施。这种改革当时确实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,但是功效止步于1985年。1986年之后,尽管中央开了无数次会、发了数不清文件,城乡居民收入重新拉大,以至于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前。承包到户、分田到户的改革,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、限制农业产业升级,社会各界对此认识基本一致,但由于农村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具有开创性重大意义,囿于对农村承包制改革某种程度的神圣化,20多年来对农村政策只是进行修补性调整,承包制被认同为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安排。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首先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,1978年的承包制改革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,现在对此进行否定也是正确的,只要有利于农村生产力进步,有利缩小城乡差距,政策调整和选择上不应该有禁区。

2.寻找规模化的土地产权安排,以促进农村产业升级。中央一直强调实行“统分结合”的双层经营机制,提高土地集中化、规模化水平,但同时又承诺承包制30年不变、50年不变,使得“统”的力量很弱、效果很差。30年、甚至50年不变,有的“地主”已经过世,有的上学早已分配在城市落户安家工作,有的远嫁他乡,有的打工挣钱后已经在城里买房安家,但是这些人的“地主”身份没有变,意在作为托底保障因素的土地,对于他们早已可有可无。目前的农村,人在没有田种,有田人不在,已经很普遍,动态的人口,固化的土地承包制度,使得土地撂荒严重。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散经营,限制了机械化、现代化,仍然以小生产的封建生产力水平进行耕作,何时能够实现规模效益?没有规模农业,谈何深度加工、产业升级?既然事实情况就是如此,问题也十分清楚,为什么不能够进行制度突破?

3.居住集中化、城镇化,让农民享受现代居住文明,并以此启动新一轮经济成长。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化是历史遗留问题,这使得农民用水、用电、用气、农村道路、居住周边环境改造、商业设施建设等,面临巨大建设成本压力,从而使农民很难享受到城市文明。目前,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,一些地方正进行农民居住集中化建设试点,但由于要尊重农民意愿,约束力弱,推动这项工作很难,有的甚至处于搁浅状态。而另一方面,改善居住条件仍然是农民最大的花销,稍微有些积蓄的农民仍然在改造原有住宅、在原址重建,农村分散居住情况实质上变得更加严重,如此无效的建设浪费了农民有限的收入积累,使将来改造任务变得更难。必须尽快拿出规划方案,制定有吸引力且有一定强制力的政策,阻止农民继续在原址建房,加快集中化进度。集中化、城镇化改造,不但改善了农民居住条件,让广大农民享受现代城市居住文明,而且通过这一庞大工程,启动新一轮投资热潮,以此撬动新一轮经济增长。

4.破除城乡二元体制,斛开“三农”问题的“死扣”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城乡二元体制作为计划体制的“孪生”制度安排,它们同步产生,人生来就被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两大群体,农民与土地结伴而生,依托耕地从事生产、获得回报、维持生计,而城镇居民则由国家按照计划安排就业岗位,依托工资收入为生。由于土地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依靠,农民的民生保障基本上由农民自力更生解决,而城镇居民正是没有土地为依托,国家为他们逐步建立起了系统的保障安排,城乡因此在两个轨道上演化着民生福利制度,两者差别越来越大。改革开放以后,人们逐步有了自主择业的自由,大量农民进城做了工人,有了稳定收入,购买了自己的房产,然而因为农民身份被叫做农民工,同住一城、同干一活的城镇居民享有的福利保障,农民工自然与此无缘。日积月累,促成了一“怪胎”式的庞大农民工群体,他们身份模糊,如果说是农民,他们已经在城镇就业、安家,如果说他们是城镇居民,他们却享受不到同城镇居民已经享受的福利待遇。这支仍然在不断壮大的队伍,一边生活居住在城镇,一边享有农村土地,而后者对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负担,弃之可惜,留着收益太低、成本太高,也无意义。回乡安家还是永久居住城镇,成为两难选择。同时,不公平的福利制度,使农民工心理受到伤害,城乡两大群体间心理裂痕不断扩大,城乡环境管理、农村居住建设管理、农田管理,都因此积累诸多难题。应该让拥有稳定职业和购置房产的农民工成为当地城镇居民,让他们享有同等福利待遇。破除城乡二元体制,农村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历史跨越!

5.建立系统的福利保障制度,不能让农民“二等公民”身份继续。城乡二元体制出发点,是农民以土地作为基本的保障手段,然而,广大农民因此成为非公平的牺牲者。改革开放前的计划体制下,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,农民种地报酬与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相似,是工分而不是粮食,年底根据交完公粮后生产队剩余情况,再根据工分多少分钱分粮。而此时的城镇职工,不但享受比农民高得多的劳动性收益,享受着城市文明,而且相应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且得到完善。改革开放、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后,城镇居民享受的保障制度更加完善,城乡福利差距越来越大,这助推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,农民二等公民的身份事实上被持续强化。当前,要确立城乡居民身份平等的公平理念,建立和完善全民均等的福利制度安排。同时正视,拥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是因此都有了生活保障,那些失去劳动能力、遇到特殊困难农户,必须建立对他们的相应的托底机制,保障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。农村不能留有被遗忘的角落!

6.加强乡村政权建设,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。“中国模式”的最大特色是党和政府的控制力“无与伦比”。然而,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,农村实施了村民自治制度,乡级政府被改为县委、县政府的派出机构,即办事处,村级改为自治组织。村民实施自治,目前这种自治与党的领导没有实现有效衔接,造成党对乡村两级控制力严重削弱,乡级办事处普遍缺少经济等有效手段,村级机构大都保留了留守身份的书记、村长和计划生育助理,党领导下的对农村级级行政治理几乎处于瘫痪状态,因为缺少行政支撑,农村集体经济发展、农民民生福利保障、居民集中规划建设、居民环境治理、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,推动力严重削弱,这是推动“三农”工作乏力的重要原因,这与“中国模式”精神是相悖的,如果这一倾向不能得到纠正,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就不会逆转。
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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