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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茂战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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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学历,现任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常委。先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,管理学博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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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建设全覆盖应该依托现有制度平台  

2009-11-17 07:07:17|  分类: 党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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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建设全覆盖应该依托现有制度平台

 

目前,全党正在进行第三批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,城市社区、农村的行政村两级基层组织是这批学习实践活动的主体,中央要求这批学习实践活动要结合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,特别是要有针对地解决党的建设全覆盖的问题。为此,各地都在积极进行创造性实践,力图打造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的制度平台。从目前各地反映出的做法和经验看,主要做法仍然集中于过去已有的一些做法。例如,城市在楼宇进行党的组织建设试点,把集中众多商家的商务楼作为一个整体,建立涵盖整个楼宇的党的组织。再如,通过工商联的现有组织系统,成立相应的党的组织,力图实现对相应系统的党的建设的全覆盖。

毫无疑问,这些做法均属于修补性质。楼宇建立的党组织,自然涵盖不了不在楼宇的各类经济和社会组,工商联系统建立了党组织,自然涵盖不了不在工商联系统的社会组织,即使两新组织都被涵盖进去了,也涵盖不了那些不在两新组织之内的流动人口。因此,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,依靠这种“修补”的办法行不通,而必须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平台。而这个平台,在城市就是社区,在农村就是行政村。因为,只有行政村和社区,才能够从空间上涵盖所有人群,只有行政村和社区才有可以依托的健全的党组织。

让城市社区担当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的任务,也是社区职能调整的主要内容。传统计划体制下,城市居民通过计划被分配到公有制企业内部,这些公有制企业同时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,每个居民都是有主管的“体制人”、“单位人”;农村居民则通过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安排,所有农民均通过依附于生产队而得到治理。改革开放以后,计划体制逐步解体,随着绝大多数公有制企业民营化、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,同时新产生的市场主体法人独立化,社会由宝塔形向扁平化转换,无主管、无上级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,成为社会基本法人单位,原来的体制人、单位人也向“社会人”身份转换。

正因为传统体制下,城市居民通过依附于公有制企业、社会事业等单位而得到治理,农民通过依附于生产队而得到治理,当时的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职能单一、建制也很不规范,居委会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离退休的大爷大妈、不拿工资的志愿者,工作和服务对象是辖区居民。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,对各类社会成员实施治理的体制基础已经丧失,企业都是单纯的经济单元,不负责治理社会成员了,而居委会性质和职能没有随之变革,仍然为针对居民的“看守”者,这就造成了治理真空,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既不能通过所在工作单位得到治理,也无法通过居住地或工作地的居会会得到治理。党的建设全覆盖面临问题与完全类似。

通过城市居委会、农村行政村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,是最便捷的制度平台。城市居委会和农村行政村,是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末梢性组织,强化这个组织的社治理责任具有合法依据;这个末梢组织为自治性质,但党的建设则属于“直通车”、可直达,可以通过城市街道党工委、农村乡镇党委对他们实施直接领导,党的建设实现全覆盖,领导体制上便捷顺畅;城市社区、农村行政村的地域空间规模比较小,涵盖的居民户、流动人口、工商个体户、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数量,皆在可控范围内,符合科学管理的要求。

通过城市社区居委会、农村行政村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,还同时解决了社会治理的“空白面”,也是实现对社会实施有效治理的制度平台。各类市场主体已经不行使社治理职能,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成为“自由人”、“社会人”,党和国家对此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制度安排,社会治理出现“真空地带”。城市社区、农村行政村通过强化组织、变革职能,把属地包括流动人口的居民、工商个体户、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纳入治理和服务的范畴,从而达到社会治理全覆盖的目标。这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有效的制度平台。

通过城市社区居委会、农村行政村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、社会治理全覆盖,需要对这两个基层组织“变性”。目前,城市社区居委会职能和体制调整工作,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探索。走在全国前列的北京市,从2000年开始从社会上招聘社区工作者,在居委会工作者中逐步掺入专职人员,目前大约已有一半成员为专职社区工作者。但全国范围看,进展缓慢,北京市还有一半工作者属于月50元补助金的志愿者,其他城市非专职的比例更大;已经录用的专职工作者,身份没有准确界定,是工人、事业编、干部身份?没有准确答案,因此工资待遇、队伍建设缺少跟进举措,北京市社区居委会主任、党委书记月薪只有1800元左右,而刚毕业大学生公务员全年平均收入也已在3000元左右,这就严重降低社区岗位的吸引力,难以调动大家积极性;更大的问题则是居委会职能基本没有变化,服务居民仍然是主要工作,同时承接街道下移的“额外任务”。

对两类基层组织“变性”直接办法,就是让他们行政化。一是城市社区和有条件的农村行政村,全部作为行政性基层组织,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派出部门,纳入公务员系列,工资收入同样按照公务员系列核定;二是职能性质重新调整,变单纯服务居民为服务辖区所有成员,包括流动人口、工商个体户和两新组织,把党的建设、社会稳定、治理环境、民生保障、服务经济作为主要职能;三是给予相应的行政级别,城市社区级别与上级街道的职能部门平级,如北京的街道为正处级,社区为科级,农村行政村则为股级设置。

通过这种“变性”,使城市社区、农村行政村这两个行政末梢真正硬了起来,使社会治理有了抓手,使党的建设全覆盖有了抓手。通过这种体制变革,使工作者身份公务员化,使公务员由上到下实现了贯通,使在社区、行政村工作的同志有了直接上升通道,解决了队伍建设问题。有人认为,社区和行政村属于自治性质,这根本不算矛盾,我们任何一级行政主体都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,有的是直接选举,有的是间接选举,都不存在矛盾问题,居委会组成人员居民选举产生与行政性质就矛盾了?如果真的有矛盾,那也应该以实践为标准,什么的制度安排,有利于提高行政服务效率、更好实现社会治理、更好实现党的建设全覆盖,就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治理制度。

无疑,通过对城市社区、农村行政村“行政化”变革,使它们成为行政系统的“末梢组织”,不但解决了党的建设全覆盖问题,而且解决了社会治理全覆盖问题,是事半功倍的制度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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