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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茂战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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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学历,现任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常委。先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,管理学博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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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后奥运北京发展的四大支点  

2009-11-18 08:53:17|  分类: 北京发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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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后奥运北京发展的四大支点

    北京奥运会后又迅迅速投入国庆60周年庆典筹备工作,现在这两件大事均已经圆满完成,从而结束了通过奥运牵引首都发展的十年光景。后奥运的北京,靠什么支撑发展,这是需要认真谋划的战略问题。我以为应该从国家发展大局、根据首都功能定位和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,找准新支点。

 

支点一:建立科技创新体系,引领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

经济发展始终是国家现代化全局中的中心课题,调整经济结构、转变增长方式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,是当前和今后国家经济工作中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主要矛盾。谋划北京工作回避不了这个全国工作的主题。

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,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应该告别粗放式、规模扩张式的经济成长模式,为此,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,并且在党的十七大上做了全面部署。根据十七大的战略部署,2008年年初提出了“又好又快”的发展目标。然而,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危机,来势太猛、冲击太大,党中央不得不做出临战部署,去年八月份之后,“又好又快”不提了,保增长成了去年后几个月最重要的任务。

因为经济增长确实遭遇历史罕见的打击,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跌到了6.8%。为了保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了良好发展形势,党中央国务院不得继续把保增长作为今年全年的第一政治任务。把全年经济工作定位在保增长,尽管也提出在保增长中要努力做到科学发展,但在保增长作为第一政治任务的背景下,科学发展的效果不可能大。在中央政府正确领导下,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,今年GDP增长逐季回调,有望完成保增长的任务。

现在看,明年保增长也已经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,只要延续今年相关政策,2010年保持8%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。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背景下,落实十七大的科学发展无疑应该重点提上日程,如何转变发展方式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,应该是2010年全党和全国经济工作的主题,也更应该是北京经济工作的主题。

实施科学发展,根本上是要把经济增长方式,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来。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,是实现经济内涵式、集约式增长的核心条件。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,迫切需要相应制度突破,迫切希望相关地区率先发展,为国家积累经验,为全国做表率。

北京是国家的文化中心,也是国家的科技教育中心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一批最著名的高校在北京,中国科学院,中国工程院等一大批国家最著名的科研院所在北京。北京拥有最密集的科研单位、规模最大的科研队伍,每年创新出最多数量的科研成果。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是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。通过科技创新,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,北京应该比全国任何一个省市做得出色。北京有责任在实现科研和经济对接,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,率先走出一条路子,为国家科学发展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。

担当上述重任,对北京首先有一个基本要求,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重视要体现在“真金白银”上,对科技和教育投入比例要与国际接轨,要成为全国各省市的榜样。其次,北京要从制度安排上,打通科研成果和经济发展的对接通道,使国家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那些被“束之高阁”的发明专利变成经济增长的因素,并且通过这些制度安排,进一步激发科技工作者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创造激情。第三,努力使北京成为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心、科技创新的高地,成为科研专利的集散中心,成为全国最大的专利市场,通过交易市场向全国辐射技术专利,推动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。第四,北京能否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桥头堡,最终要表现在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上,要制定一套与世界接轨、为国家通用、衡量科技创新能力和对经济贡献度的指标体系,通过这套体系,引导和证明北京的工作。

北京能否在科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,为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做出特殊贡献,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北京海淀区的工作要有新气象、新突破。海淀是北京市最重要的区,是最有优势的区,特别是科技力量最为雄厚的区。海淀的科技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,这是对北京工作、对全国工作的失责。要下决心解决海淀发展的问题,特别是解决海淀科技优势发挥作用的问题。

 

支点二:实施危改工程,牵引民生、城建和文化保护

发展民生,提高民生保障水平,是党和政府执政的最终目的,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基础上,体现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首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,在保障民生方面理应走在全国前列。如何选准推进民生工作的突破口、找到牵动民生事业发展的牛鼻子,对于提高资源效率、实现事半功倍,意义非同寻常。首都民生工作,当以危改牵引,通过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,解决居者有其屋的最大民生问题,同时实现保护历史文化、治理首都环境、拓展经济发展共间的共赢。

目前,北京危旧房改造任务仍然极其繁重,仅四个中心城区恐怕都将有20万户等待危改。与北京具有可比性的上海,危旧房任务早在多年前已经基本完成。北京这些年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绩,危改区百姓中比较富裕的家庭,也都搭上了各自“班车”,搬进了新居。留下来的住户,绝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群体,凭他们收入永远买不起商品房、住不进新宅。改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,是重要的民生工程,体现了执政为命的理念,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方向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、政治中心、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,我们应该做得比任何省市更好些。

目前全国面临危改难的问题。通过保障性住房解决危改进展缓慢,究其原因不在老百姓,而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本身有问题,主要表现为房价太高、保障性住房供应范围太小、条件太差。问题的背后恐怕与政府对房地产私心太重、依赖太强不无关系。建设商品房,土地出让收益大多数归地方财政,既可以用于推进城市建设,也可以使政府手头更宽余,同时商品房销售还带来巨额税收收益。相反,保障性住房则属于赔本的买卖,既无土地开发收益,还可能没有商品房的销售税收所得。危改工作能否见实效,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方式,真正把人民群众的甘苦放在心上,真正让利于民,而不是敷衍了事,保障性住房建设才能实至名归。

北京保障性住房建设选址不应该郊区化,对于具有享受保障性住房资格的二环内的原居民,他们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选址应该放在三环内外,不应该超出四环。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城内,因为贫穷了就逼他们搬到五环外、甚至六环外,心理上自然难以接受。对于三环内的原居民,也应该安排在四环周边。保障性住房选址主要应该放在五环内,部分放在三环周边。

保障性住房价格米均不应该超过8000千元,事实这也是可控价格。政府完全可以零地价供地,可以从其他地区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贴补保障性住房建设。当然保障性住房产权方式可以多样化。可以作为廉租房,只租不售,承租人只有使用权;可以共有产权,居住者可以交部分房款,与政府共有产权。保障性住房的面积当然应该限制,既然是保障性住房,要与老百姓收入水平、实际财产状况相一致,不能有失公平公正。

危旧房改造还是文物保护工程、经济发展工程、环境治理工程。北京作为古都,历史文化是北京城市的灵魂,众多文化古迹仍然被淹没在成片的危旧房群落中,通过危改、百姓外迁和腾退,给古迹修缮提供了可能。危旧房改造工程还是环境治理工程,通过危旧房改造,拆除私搭乱建,修补文物古迹,腾出空间建设绿地,彻底改善中心城区的生存环境。同时,危旧房改造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资源。

保障性住房建设已经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,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。北京市作为国家政治中心、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,我们首先要讲政治,要在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中走在全国前列,对于解决保障性住房这样重大的民生问题,北京有责任做得更好。同时,北京房价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,是社会议论的热点地区,负面声音很多。在这种情况下,北京更应该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,给社会一个交待。通过实施保障性住房工程解决危旧房改造问题,还是保护历史文化、治理城市环境、提供经济空间的一举多得的政策选择,把危改作为牵引性工作,对于推动全市工作取得新突破,既有政治意义,又事半功倍!

 

支点三:重构基层政权,牵引维护稳定和社会管理制度建设

维护社会稳定,既是民生所需,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,更是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政治问题。北京是国家首都,是党中央办公之地,是国家的政治中心,首都稳则全国稳,维护首都稳定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,保持首都稳定全市最重要的工作内容。

多年来,北京市对维护首都稳定高度重视,对于党中央重大政治活动,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敏感事件,对于国际各种势力可能的渗透,对于全国各种不稳定因素在首都的活动,特别是去年举办奥运会、今年举行共和国60周年庆典,全市高度重视、措施有力,稳定工作卓有成效,北京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
然而,首都已有的稳定工作多带有临战性质,带有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手段的特点。例如,奥运会举办期间,首都维稳进入“战时状态”,动员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安保,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抽调警力协助工作。再如今年国庆大典期间,城区安保工作,既有武警、公安,也有临时上岗公务员和社会“红袖标”居民。这是一种社会动员机制,属于特殊时期特殊措施,不具有常态性。首都乃至全国的稳定工作,需要走出非常态,应该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安排,保证社会稳定的长期性、有效性。北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要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这种体制机制。

构筑保持社会稳定长效制度安排,基础、关键、根本都应该在基层,也就是城市社区这个最基本的环节。城市社区是党和政府对城市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平台,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后的今天。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,城市居民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就业安排,社会通过“单位制”对每个公民实施治理,即使退休以后,他们仍然由原单位负责服务和治理,社区居委会不负担社会治理功能,实际上只行使着社区“看门”的职责,因此,社区工作者多为志愿者性质的退休的大爷大妈。

经过30多年市场化趋向的改革,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解体,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皆已经股份化、成为独立的市场单元,按照市场机制产生的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,即使留在计划体制内的社会成员,退休以后大都和原单位脱钩,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成为无主管的“社会人”。社会治理如何适应这种转型,我们还没有形成定型的制度安排。实施对“社会人”有效治理,最便捷的制度平台就是城市社区。

社区管辖的空间地域比较小,管理幅度比较窄,符合管理学基本原理;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最直接的通道、最便捷的管道、最合法的渠道;为了适应社会制度转型,北京市围绕加强社区工作做了不少探索,社区工作者队伍得到加强,社区功能得到拓展,社区职能也有了一定的转型,积累了一些经验。通过社区这一制度平台,打造社会稳定的体制基础合呼逻辑、顺理成章。

把社区打造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平台,当前应该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:

一是改变社区居委会性质。把社区党委、社区居委会明确定位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派出机构,分别受街道党委和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,改变街道对居委会没有名义领导权的现状。这种性质调整并不会影响居委会自治性质,仍然在街道工委、社区党委领导下、由辖地群众选举产生。

二是对社区管理幅度做全面拓展。由于无主管社会单位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,可将这些单位纳入属地居委会服务和治理的范围,将那些无主管上级的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以及流动人口,全部属地化。就是说,居委会不单服务和治理社区居民,而且服务和治理社区属地所有无上级主管的社会成员。

三是通过党的建设全覆盖来实施社区治理。对于包括居民在内的社区各类成员,社区居委会自然没有领导权,因此,要把社区党委作为对社会面控制的合法渠道,通过党的系统,在各类社会单元、各类社会成员中开展党的工作,努力实现有人群的地方有党员,有党员的地方要有党的组织,有组织的地方开展正常的组织活动,以此达到了解社会、服务社会、治理社会的目的。

四是重新界定社区工作者身份。目前社区工作者既不属于工人、也不属于事业编、更不是公务员,而在尝试借鉴国外海外称为社区工作者,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办法,这支队伍建设很不规范、管理混乱。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体制特点,社区工作者身份应该与其负担的责任相匹配。建议将社区工作者纳入公务员系列管理,在北京市街道为正处级建制体制中,社区为正科级建制。

五是相应提高社区工作者薪酬。目前由于身份仍然在明确过程中,尽管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日益繁重,大量承接街道转移下来的城市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,而工资待遇与他们的贡献极不相称。目前居委会党委书记,月薪只有1700元左右,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公务员,全年所得月平均将近3000元。这使社区工岗位缺少吸引力,影响了这支队伍的工作积极性。社区专职工作者变成公务员身份之后,这个问题就将迎刃而解。

社区纳入党和政府系列之后,社会治理就有了基层平台,维护社会稳定就有了真正的制度保证,就可以通过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,掌握各类社会成员的动态,建立各类群体的相关资料档案,使做群众思想工作有了主渠道,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有了组织力量,有了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主体,还解决了党的建设全覆盖的问题。做好这项工作,要付出出经济成本,但可换来巨大的社会效益。

 

支点四:实施小城镇建设工程,牵引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

我国改革从农村破题,通过以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,调动家庭生产积极性,但这种违背大生产规律的政策调整,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程度必定有限,限制了规模经营、限制了产业化、现代化。自1986年直到目前,城乡居民收入倒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大。与城镇居民相比,农村居民不仅因为收入相对下降而生活质量提高太慢,而且因为集体力量的丧失导致乡村公共事业建设滞后,乡村居住环境、农田水利建设事实上存在倒退现象,更由于青壮劳力常年外出打工,以家庭亲情为基础的农民生存质量也在下降。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悬在中央政府头上一大顽疾,城乡二元体制到了不能再拖的程度。

北京是国家首都,是国际性大都市,年地方财政收入已近2000亿,北京有经济力量、有政治责任解决三农问题,有条件为全国率先找出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。目前在双层承包经营体制没有好的破题办法的情况下,在北京农业产业化效应作用不很大的情况下,北京解决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是农村小城镇建设。

首先,应该率先取消城乡户口性质差异,率先推翻这一源于计划经济体制、违反公平公正原则的户籍制度,在养老、医疗、社会保障上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标准,为农村居民城镇化扫清制度障碍。

农村人口应该逐步向城镇转移。部分农民,在中心城区或本区县有固定工作、固定房产,可将户口转移到实际住地,使这部分农民变成名副其实的北京市民。大部分农村人口向区县及其下辖的中心城镇集中,建设一批中心城镇。同时,对一些重点村庄进行基础设施改造,使余下的农民向中心村集中。极少数承包山林、看护水源、承包大规模农田的农户,可分散居住。

小城镇是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方向。要通过合理的规划,同时考虑社会管理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生活的配套设施,使小城镇成为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的宜居地,并对北京市中心城区居民形成吸引力,吸引部分有经济条件的居民在小城镇购买第二套住房,减轻中心城区运行压力。

实施小城镇建设工程,除了改善农民居民条件、让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,还可以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手段,通过大规模的小城镇建设,确保投资增长速度,提升内需水平。北京郊区的很多地方属于不适宜居住生活的山区,通过小城镇建设和农民城市化,可以把农民从山区转移出来,为保护绿水青山、建设绿色北京创造更好的条件。农民城市化、集中化之后,山林、农田集中管理和经营也有了可能,大部分农民将放弃承包权,山林、农田可以规模化经营,这也为发展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,为后续农业产业化、农业产业升级提供可能。

无疑,实施小城镇建设工程,实现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居住,消灭城乡二元体制,这也是一举多得的战略举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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