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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茂战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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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研究生学历,现任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常委。先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,管理学博士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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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实践上时机还不成熟  

2010-05-07 07:26:50|  分类: 财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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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实践上时机还不成熟

我国经济发展、财富增长、国民收入分配已经有了一个总体格局,这个格局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、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逐步形成的,各类主体、各项事业在这个大格局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意味着要重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,这实质上也是对既有经济发展、财富增长整个格局的重组,是对既有均衡的破坏。显然,如果“倍增计划”力度太大,带来的振动可能较大,并且将由分配领域波及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,这里面就有一个承受度的问题。因此,实施“倍增计划”虽然具有一定可行性,但在实践上时机还不成熟,目前还不具有可行性。

第一,国家财政支出持续增加,通过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来扩大居民所得份额根本做不到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,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一直快于居民收入。2009年与1978年相比,2009年国家财政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978年的60.4650.0138.57倍,财政收入比城镇居民多增长10倍多、比农民多增长20倍多。进入新世纪后情况更加严峻,2009年与2002年相比,GDP增长了178.69%,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08.15%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增长了122.98%,而国家财政收入却增长了262.24%。尽管国家财富如此迅速向国库集中,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8年,国家财政增长比居民收入增长快了1倍多,但为应对各项事业发展需要,国家财政仍然显得力不从心,即使把1万多亿土地收益放进去仍然需要透支才能实现正常运行。2009年财政支出达到75873.64亿元,同比增长21.2%,赤字达到7396.64亿。2010年财富支出安排达到84530亿,同比增长11.4%,赤字安排10500亿。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意味着要限制甚至减少国家财政收入,这与财政支出扩张势头很猛形成强烈反差,把财政收入减下来根本不可能。

第二,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推动发展转型属于误判,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未必能够带来消费率的提高。

提出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一个重要缘由,是通过对国家财富蛋糕重新切分,扩大居民分配比例,从而可以提高居民消费率,有利于推动发展转型。这种推理可能属于误判。实施“倍增计划”本身并没有做大国民财富的蛋糕,只是通过减少国家所得份额、从而转移给居民,增大居民收入份额的比例。这种切分方案调整带来的影响,就是减少国家购买、国家消费,增大居民消费总量。这种调整很难带来整个国家消费率的提升,反而可能导致相反结果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律,随着居民获得更多份额的国民财富,他们将其存入金融机构的比例将更高,甲家庭由年收入4万元变成8万元,原来4万元中有1万元存入银行,收入变成8万元以后,很可能银行存款变成3万元。从国家财政中拿出4万给一个家庭,国家消费至少减少4万,这个家庭很难将4万全部用来消费,存起2万、消费2万,总消费量实际上减少了2万。因此,调整切分方案带来消费率提升是个伪命题。

第三,均富无益推动发展,适当拉开收入档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必然要求。

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确实太大,必须坚决阻止这种趋势继续发展。但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也需要适可而止,需要通过二次分配、三次分配适当缩小目前的差距,而均富、共富、福利社会只能作为理想目标去追求。北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,没有哪个能够成为世界强国,日本经济发展处于半停滞状态已近20年,恐怕与追求均富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国经济总量虽然世界第三,而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排在100名之后,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现代化,而全国有超过53%的人口仍然属于农民,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仍然处在完善过程中,其他治理制度安排仍然处在转型期,总体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化。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要求,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,这就要求必须长期坚持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原则,坚持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,建立和完善通过劳动、通过竞争实现致富的制度。目前应该继续着眼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,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,特别是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,而不能劫富济贫,不能通过牺牲效率来追求均富。一个公正、健康的市场制度,才能够真正体现公平效率原则,这才是我们首先要追求的制度安排。

第四,国家掌握较多资源、保持经济发展中的强势作用,这恐怕仍然是一大制度优势。

我们几乎是在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上开始现代化建设、开始改革开放事业的,我国国情决定我们必须选择赶超战略。如何才能够实现“弯道超车”,如果我们完全照搬美国式的西方自由市场制度,减少国家的发展中的调控作用,国家发展主要交由民间、交有市场主体完成,可以预言,我们永远步美国后尘,“赶超英美”将永远都是神话和传说。而能够比美国做得更好,唯一的选择就是既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,又发挥政府的强力主导作用。2008年开始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,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,至今仍然没有走出阴影,纵观全球只有中国可谓独树一帜,2009年第二季度便开始V形反转,全年实现8.7%经济增长速度,今年第一季度更是爬升到增长11.9%的增长率。能够实现这个增长速度,根本上取决于制度优势,去年投资额增长达到30.1%,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91.95%。在那样险象环生恶劣条件下,市场的企业主体敢于下手投资吗?我国尚处于前工业化时期,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现代化国家,远远不足以支撑我国长期快速发展,加大投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的任务。投资快速增长是需要的,我们政治制度、经济体制又具有这个保增长的优势,目前这种制度安排是历史的选择。保持国家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一定比例份额,让国家财政掌握更多资源,对于实现国家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可能是更优的制度选择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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